“严重残疾”界定对故意伤害罪的影响

　　一、案情

　　2011年，云南省某区公安机关逮捕涉嫌故意伤害的范某。经审讯，范某供认后台老板为沈某。2012年，福建省某公安机关将沈某逮捕并移交云南省某区公安机关。经调查，该机关将案件移送云南省某区人民检察院。随后，检察院指控被告沈某故意伤害，并向云南省某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。起诉书中是这样描述的:“法院认为，被告沈某无视国家法律，合伙……等等，故意用泼硫酸的特殊残忍手段伤害他人身体，造成一人重伤，造成六级残疾……”随后，云南省某区人民法院对沈某故意伤害案进行了公开审理。

　　二、有关规定

　　《全国法院关于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的讨论后纪要》指出：“……要准确把握故意伤害造成严重伤害造成‘严重残疾’的标准……六级以上视为‘严重残疾’……”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：“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以特殊残忍手段造成严重残疾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”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：“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的第一审刑事案件：。。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。”[2012年3月14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修正案修改为：“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的第一审刑事案件：（一）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活动的案件；（二）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”

　　《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处理程序条例》第十条规定：“各级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逮捕、移送起诉，严格遵守刑事案件处理期限的规定。”

　　《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规定：“县级公安机关负责调查辖区内发生的刑事案件；地（市）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调查重大涉外犯罪、重大经济犯罪、重大集团犯罪和下级公安机关调查的重大刑事案件。”

　　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：“各级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诉案件，应当适应人民法院的审判管辖权。人民检察院受理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，经审查认为属于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时，应当写出审查报告，连同档案材料提交上级人民检察院，同时通知移送审查起诉的公安机关……”

　　三、案例分析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被告沈特别残忍的硫酸故意伤害他人身体，造成严重伤害，造成六级残疾，根据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记录六级残疾作为“严重残疾”的定义，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的要求，法院应当选择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四条“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”的刑罚条款。也就是说，沈某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条关于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管辖权的规定，沈故意伤害罪应当由云南省中级人民法院管辖。因此，我们得出结论：云南省某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！云南省某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，从立案侦查到审查起诉再到审判，程序存在问题: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第十条、第十八条、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第二百四十八条等有关规定，本案由云南省某市公安局侦查，再由市公安局移送市检察院起诉，再由市检察院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!

　　四、《全国法院关于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后纪要》的有效性

　　然而，云南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真的应该行使沈故意伤害罪的管辖权吗？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，《全国法院关于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讨论后记录》的内容能否作为沈案的适用依据？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明确规定，故意伤害罪以特殊残忍手段造成严重残疾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也就是说，故意伤害罪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，必须同时满足“特殊残忍手段”的要求、“严重伤害”和“造成严重残疾”三个条件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作为“严重残疾”的依据。故意伤害罪造成“严重残疾”有明确适用依据的，只有《全国法院关于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的讨论后记录》。然而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一部法律对文件的法律效力有明确的规定，因此《全国法院关于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的讨论后记录》实际上没有法律效力。

　　因此，沈故意伤害罪应由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然后由区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相应区人民检察机关，再由区人民检察机关向相应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，最后由区人民法院审理；或者由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然后由市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相应市人民检察机关，再由市人民检察机关审查起诉，向相应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，最后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。

　　五、结语

　　正是现行规定没有界定故意伤害罪的“严重残疾”，使得“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”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，导致公安法管辖权混乱。

　　因此，应当对故意伤害罪“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”的规定进行司法解释，界定“严重残疾”的标准。只有这样，公安法才能在处理故意伤害罪案件“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”方面有统一明确的法律依据，在管辖权问题上不再模糊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善，使宪法法律第一理念更加可信，使用法治战略有更详细的指导空间。